元朝：一个兴由陵川人而亡由高平人的朝代

◎李军雷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凡是结束中华四分五裂局面，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都是短命的王朝。比如秦朝，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多民族共融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却只存在了十四年；隋朝是五胡乱华后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享国却只有三十八年；元朝结束了自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局面，国祚也只有九十八年。

之所以能结束分裂局面，除了人民的厌战情绪，开国君主的雄才，更为重要的是有一帮优秀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成为核心智囊，实施了顶层设计，推动着天下朝着一统的方向前进。

之所以迅速败亡，除了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更直接的原因则是由于浩大的工程所致。秦朝的长城修建，隋朝的运河开凿，元朝的黄河治理，不仅耗空了国库，更重要的是大量征夫的使用和集聚，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别的不表，说说元朝吧。元朝的兴亡，居然和三个晋城人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如果说元朝是“兴由晋城人而亡由晋城人”也毫不夸张。这绝不是自我标榜，且听我慢慢道来。

对于元朝的性质，存在有很多争论。有的人承认它是正统的华夏王朝，有的人则说它是蒙古人的征服王朝，不是中国的一个朝代。核心问题在哪里？“汉化”不足！忽必烈前期重用汉人知识分子，为他夺取天下打下了基础。但是，到后期，忽必烈开始疏离汉人，重用更懂得理财的色目人，再加上身体原因（忽必烈晚年酗酒，得了肥胖症），“汉化”的脚步慢了下来，直到1368年，元朝政权退居漠北，成为“北元”，“汉化”的任务不仅没有完成，汉人的地位反而更加低下了！所以，元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却也是等级分明，各阶层矛盾最为突出的一个朝代。在这个朝代，所谓九儒十丐，知识分子居然混到了不如妓女的地步。就是说，元代把人分为十等，分别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可见知识分子的不堪！

然而，忽必烈之所以能够最终称帝，却是源于汉族知识分子的辅佐和拥戴。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包括刘秉忠、姚枢、许衡、窦默和郝经等人。这些人中，郝经辅佐忽必烈的时间最短，却最为重要，对忽必烈治国理政影响最深。而且，有别于刘、姚、许、窦等人的是，郝经是一个战略家，是大元王朝立国的顶层设计者和制度的奠基人。而刘秉忠、姚枢等人，在忽必烈夺取皇权上当然居功至伟，但他们更多的是扮演了战术家的角色，是元朝内部结构的设立者。更由于他们缺乏郝经身上那种“为生民立命”的胸怀和气度，固守所谓“儒者”之气节，要么直言顶撞，要么称病归隐，要么不幸成为犬儒，以至于忽必烈后期对汉人知识分子产生了疑心，失去了信任感，始终未能完成“汉化”王朝的改造。

那么，郝经到底为忽必烈进行了哪些制度上的顶层设计？又建立了怎样的历史功绩呢？

一是制定了“治国先安民”的执政思想。

郝经是有大情怀的人。与很多投机的汉人不同，郝经先是对忽必烈进行了一番考验之后才决定辅佐他的。

1255年秋，忽必烈遣使召见郝经，郝经并未应召而至，而是写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这篇奏议直言不讳，用词激烈，以自己的家乡陵川当时所属的河东为例，直指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对百姓的掠夺和搜刮，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的对策。让郝经倍感意外的是，这篇奏议到了忽必烈手里后，忽必烈非常重视，两个月以后，再度遣使征召郝经入见。这次，郝经应邀而至，于1256年春天，在金莲川王府与忽必烈会面。这是一次影响了元朝走向的会面。忽必烈对小自己八岁的这个年轻人赞赏有加，郝经则为忽必烈“好贤思治”的帝王气度所折服。真是相见恨晚哪！之后，郝经再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又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其观点之独到，看问题之深刻，令忽必烈茅塞大开，连连称善，深以为然，此后，对郝经信任有加。郝经的这些策略虽然没有被及时采用，但是元朝立国之后，“凡更张制度，用公之言十之六七”。

在这些制度建议中，实行汉法，更张制度等等固然重要，但 “立国安民”是郝经系列建国思想的核心，就是要通过种种策略的施行，让人民能够早日从战乱之苦中解脱出来，过上安定的生活。可见，在郝经眼里，最大的政治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为了这个政治，他在担任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的时候，“行仁政，不嗜杀”，所过之处，“降者如归，所活不可胜计”，用实际战果，让忽必烈看到了“立国安民”的好处。

为了这个政治，他在跟随蒙古大军伐宋的途中，再三相机向忽必烈进谏，建议不要急于发动战争，而应该“息师抚民，厚植根本”。

为了这个政治，他在忽必烈登基之后，本可留在忽必烈身边获取高位，享受荣华，却选择到南宋议和，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对劝告他的人说，“虽以微躯蹈不测之渊，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

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怀啊！而他，是我们晋城人，是陵川子弟！

郝经这种以民生为本的思想对忽必烈后来的统治影响十分巨大。众所周知，蒙古军队嗜杀成性，攻城之后，只要遇到抵抗，必然采取屠城策略（后来的满洲人采取的也是这样的方法）。但是，忽必烈却少有这样的举动，这也是他能够成为一代英主的重要原因之一。

1259年8月11日，蒙哥在攻打合州钓鱼城的时候，不幸身亡。1279年，钓鱼城投降元军后，忽必烈没有按照惯例采取报复措施屠城，而是赦免了所有军民。

在“安民”思想的影响下，忽必烈十分关心百姓的生存问题，他恢复施行了北宋王安石之后被取消的国家控粮政策，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成为元朝的善政。他还组织了公众救济，将稻米和玉米定期分发给急需的家庭。

1260年登基之后，忽必烈还颁布法令，要求地方长官对老学者、孤儿、病弱者提供救济。

而这些，无一不蕴含着郝经的拳拳之心、爱民情怀和不朽智慧。

二是制定了灭宋取国的军事战略。

1258年，蒙古大举攻宋，大汗蒙哥亲帅一军入川蜀，命忽必烈统领东道兵攻打江汉荆湖一路，郝经随军从征。行至唐、邓一带的时候，郝经得知蒙哥在川蜀师久无功、进退维谷，就写下了一篇奏议《东师议》奉给忽必烈。

奏议中，郝经说：“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术图。并之以力则不可久，久则顿弊而不振；图之以术则不可急，急则侥幸而难成。”

郝经说，蒙古自成吉思汗以降，已经连续征战五十多年，“其力安得不弊乎？”老百姓渴望太平，应当在征服之地息师抚民，致治成化。但是，连年用兵，民不堪苦。前期如果说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原大地、关中平原一马平川，适合长骑，适合攻打，故所向无所御，所击无不破。但是，川蜀之地，大山深谷，易守难攻，蒙古兵“力无所用，勇无所施，计不能行”，要想占领，恐怕很难哪！

郝经为忽必烈的东征军定下了大的战略——那就是“术图”。他建议忽必烈首先以大兵压境，逼迫南宋议和，以期偃兵息民，而图后取。如果宋朝不从，则退而求其次，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一是以轻兵掠两淮，把宋军的柴路和粮道断掉，让各城没有柴烧，缺少粮食，成为孤城，彼此自顾不暇，一处崩坏，则望风皆溃；二是兵分三路，三道并出，东西连衡，先荆后淮，先淮后江，一举下金陵、举临安！

《东师议》立意高远、气势磅礴、深谋远虑。日后元朝灭宋大体遵循了其战略思想。

更为奇特之处在于，郝经《东师议》文成后不久，蒙哥在川蜀钓鱼城战死（一说是病死），印证了郝经的判断，也让忽必烈更加心悦诚服。

三是帮助忽必烈班师夺取帝位。

1259年8月，蒙哥战死在钓鱼城之后，按照蒙古惯例，阿里不哥和忽必烈都有继承汗位的资格。阿里不哥拥有蒙古旧地，政治地位最为优越，其属下已经蠢蠢欲动。而忽必烈却犹疑不决。

1260年的春天，忽必烈召集属下商议应对措施，会议开得很激烈，汉人重臣刘秉忠、廉希宪、商挺等都在场，纷纷对忽必烈进行规劝，劝他回去夺取帝位。

但是，忽必烈仍然犹豫不定。为此，郝经连夜写了《班师议》的奏议，洋洋洒洒近万言，不仅打消了忽必烈的顾虑，还为忽必烈制定了严谨的夺位策略：“一是先派劲兵把截江面，与南宋议和，承诺割让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好疆界和岁币；二是扔掉辎重，以轻骑速归，直达燕都，让对方的阴谋冰释瓦解；三是派一支军队截住蒙哥的灵柩，收回皇帝玉玺；四是遣使召集旭烈、阿里不哥诸兄弟和摩哥及诸王驸马，到和林会丧；五是差遣官员到各地安抚人心，让太子真金镇守燕都，示以形势。”

不得不说，郝经的这五招棋可谓招招精妙，一下子就让忽必烈在帝位的争夺中抢占了话语权和主动权。1260年3月，忽必烈先发制人，废除了蒙古传统的选汗制度，在开平（今内蒙多伦）称帝。

在这个过程中，郝经可谓功勋卓著。而《班师议》和《东师议》也一起成为奏议的经典之作，成为华夏一统的重要文献，在历史的长河中，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四是建议将燕京作为都城。

大家都知道，北京作为全中国的首都是从元朝开始的，七百年间基本未变。而首倡者实则是郝经。

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称帝之后，急召郝经商议当下之急务，郝经上奏《便宜新政》共十六条。其中，第三条就是“定都邑以示形势”，郝经认为燕京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退可守，进可攻，是王者之都。后来，忽必烈听从郝经的建议，1264年，将燕京称为中都，1267年开始由刘秉忠于燕京东北另建新城，1272年改称大都，北京作为全中国的都城由此正式确立。

不仅如此，《便宜新政》十六条都是佐王经世的战略，条条扣准了时代的脉搏，几乎全部被忽必烈采纳，成为元朝建章立制，实行改革的理论依据。

1260年8月，郝经出使南宋途中，又向忽必烈上奏《立政议》。《立政议》实际上是劝诫忽必烈如何成为一代明君，如何彪炳千秋的奏议。“毋累于宵人，不惑于群言，兼听俯纳，贲若一代，号为英主，臣之愿也。”奏议的核心是“附会汉法”，“去旧污，立新政，创法制，辨人才，绾结皇纲，藻饰王化，偃戈却马，文致太平”。《立政议》言辞恳切，远见卓识，议论宏深，对忽必烈影响至深，中统初年，忽必烈标榜“文治”，采行“汉法”，多半不出郝经奏议的范围。

世事难料。1260年4月，郝经奉命出使南宋，因为害怕伪报大捷的谎言被拆穿，南宋权相贾似道将其拘禁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十五年。十五年间，郝经不为利诱，除了上书十万言与宋方交涉之外，还笔耕不辍，撰有《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通鉴书法》等百余卷著作。特别是他的《陵川集》，成为金末元初史学家的重要引述来源，为那个动荡的时代留下了清晰的印迹。

可惜的是，历史无法假设。如若郝经没有出使南宋，而是能够亲自参与到自己为忽必烈制定的各项改革策略中去，忽必烈的“汉法“推行会不会更彻底？元朝的历史会不会就此改变？个人之力，纵然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但是，相信，有他在，元朝至少会朝着好的方向更进一步的吧！可惜啊！可惜！这些只能是假设了。但是，福祸相依，也正是这十五年的拘禁经历，为他个人气节的彰显，从而得以彪炳历史奠定了基础，也给了他更多“立言”的时间。

历史总还是公平的吧？！

元朝之兴也，郝伯常居功至伟。君以为然否？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冬天，贾鲁官拜中书左丞，随丞相脱脱平定农民起义。贾鲁负责围攻的是濠州。仗打得比较惨烈，从冬天一直打到第二年春天。这天，贾鲁向军队下达最后的指令：“到今天，濠州已经被我们围困了整整七个月，估计已是粮尽草绝了，大家齐心协力，一鼓作气，要在午时一举拿下城池，然后再吃饭。”说完，贾鲁上马麾进，直指城下，却忽然头晕落下马来。随之，被抬回军营治疗，未愈，竟卒于军中，享年57岁。

历史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彼时，濠州城内已经粮草殆尽，军心动摇，开始人吃人了。如若贾鲁不是突发疾病，拿下濠州城当不在话下。而此时的濠州城内，领头的叫郭子兴，郭子兴手下有一员将领，名叫朱元璋。

真是天不灭明啊！如果能够有一天的时间，历史就会被改写，而拿笔的是高平人贾鲁！岂不妙哉！

后来，在张廷玉所修《明史》中，开篇的《本纪第一·太祖一》中，也叙述了此事。“（至正十二年），是冬，元将贾鲁围濠。太祖与子兴力拒之。十三年春，贾鲁死，围解。”

简单的叙述，却能闻得到惨烈的气息。想必这是朱元璋生平当中遭遇到的最大的劫难之一吧？

贾鲁1297年生于高平，此时，郝经已经过世22年。贾鲁少年时聪明好学，胸怀大志，长大后谋略过人。1343年诏修辽、金、宋三史，贾鲁为《宋史》局官。历任东平路儒学教授、户部主事、中书省检校官、监察御史、山北廉访副使、工部郎中、都漕运使、工部尚书，直至中书左丞（副宰相）。

众所周知，贾鲁最大的功绩是治理黄河。元朝黄河泛滥，水灾频频，上至朝廷下至黎民百姓，深受其苦，治河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大多数官员安于现状，害怕治河不成反而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反对之声非常强烈。但是，贾鲁作为一名具有真知灼见的水利专家，敢于负责，有献身精神，在担任行都水监的时候，他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返数千里，基本掌握了治河的要害并上书朝廷，提出了治河方案。但是，由于反对声巨大，方案被搁置。

至正九年（1249年）五月，决口之水由东北注入沛县，冲入大运河，危及漕运和盐场。这年冬天，脱脱再次出任右丞相后，集群臣商议治河方案。贾鲁以都清运使的身份，参加了治河讨论会，再次提出自己的两个治河方案，尽管会上反对贾鲁方案和另提方案的大臣不在少数，但脱脱当机立断，决定采用贾鲁的后一个方案。

至正十一年（1251年）四月，55岁的贾鲁出任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指挥十五万民夫和二万士兵，开始了黄河治理史上著名的“贾鲁治河”。贾鲁显示出了超乎常人的决断力和指挥调度能力。治河工程从四月二十二日兴工，七月就凿成河道280多里，八月将河水决流引入新挖河道，九月通行舟楫，十一月筑成诸堤，全线完工，历时190天，使河复归故道，南流合淮入海，治河大功告成！

这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技术之创新，工程之浩大，前无古人，后少来者。在半年的时间内，动用治河军民20万，用工3800万，疏浚河道280里，堵塞大小决口107处，修筑堤防770里，耗钞近200万锭……也因此，历史对于贾鲁治河褒贬不一。但是，总的来讲，对于贾鲁治河的本身没有异议，其治河之技术和胆识，都对我国治河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确实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救生民于水患之中的大好事。但是，在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工程之浩大，工役之苛酷，也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所以，后人在贾鲁故居题诗一首：“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

为了表达对贾鲁的崇敬和怀念，后人把河南省全段246公里长的颍河支流命名为贾鲁河，让他的名字与江河同在。如今的贾鲁河依然在静静流淌，造福着两岸的居民。

如果贾鲁能够迟发病一天，如果贾鲁的治河不是这么盛大铺排，也许，元朝会再坚持几年吧？

元朝之亡，确实与贾鲁有很大的干系。虽然贾鲁改变不了它最终的命运，但他或许可能有机会延续它的寿数的。

此即为本文之终结，如此看来，元朝，实属于一个兴于陵川人而亡于高平人的朝代。翻阅中国历史，有这样神奇的事情吗？恐怕没有。

在此，还得再请出第三位主人公，金代状元李俊民。1257年起，忽必烈曾多次召见他，本想授先生以高官，但先生都婉言谢绝了。在登基之前，因李俊民精通《皇极》数，忽必烈曾令张仲一向李俊民讨教有关国祚吉祥方面的预言，李俊民所言竟然神话般全部应验。忽必烈即汗位之后的当年，李俊民仙逝于晋城家中，享年85岁，葬于晋城崔庄，赐谥庄靖先生。由此可见，在元朝的建立上，李俊民先生也起到了一定的促推作用，至少在精神上给了忽必烈以动力和信心。所以，忽必烈才说，“朕求贤三十年，唯得窦汉卿及李俊民二人。”

郝经、李俊民和贾鲁都是中华历史上名垂千古的杰出人物，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他们始终视百姓福祉为最高利益，以生民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俯身做事，敢于担当，其精神与业绩，令人敬仰！

写此文之本义，并不是为了显摆，而是要让更多人记住，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曾经诞生过如此杰出的人物，期待有更多的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