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留下的小南屋

◎ 秦文堂

爷爷留给父亲的那四间小南屋，早已成为记忆里的一幅图画。几十年过去了，这幅图画里的每一笔、每一划、每一点色彩，都依然那么清晰，那么叫我感动。因为，那是我幼小心灵的一部分，是我稚嫩童年的一笔财富，那是一颗无邪的童心装载着的满满亲情。

那四间小南屋，原座落在故乡的十字街旁，从地段上看，属于故乡最热闹的地方，离故乡的标志性建筑广报台，也就是几十米远。但在那一片房子中，属于最破的房子，最小最矮最不起眼。说是四间，其实就是三间的面积，中间有隔墙，形成里外间的格局。里间虽然只有一间的面积，但上面也插有棚梁，形式上也就成了两间。外间的棚梁早已有断痕，下面顶着一根木柱，从这柱子黑亮黑亮的外表看，就知道它已经历了很长的岁月。这祖上留下的房子，已经无法证明是何年何月的建筑了。因为是南屋，采光不好，加之地势又低，所以家里又暗又潮。地面坑坑洼洼，地砖已烂，为了防止雨水倒灌家里，装了高高的木头门槛。生人去我们家，一只脚迈进去，就如踩空了一样，总是吓人一大跳。

冬天的早上，水缸里结着厚厚的一层冰，母亲用擀面杖把冰戳穿，给我们做早饭。十冬腊月，到处透风，母亲用废纸糊糊这里，补补那里，但家里和外边依旧一样的冷。我的脚每年冬天都会生冻疮，严重的时候都溃烂流脓。父亲从离村十里外的附城医院买来冻疮膏，给我涂抹在溃烂处，用绷带缠起来。母亲也常用铁盆盛上温水，给我泡脚。但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没有用。冻疮一受热就痒的难受，就想抓挠，抓破了，一冬天都不会再好起来。那时候没有袜子，没有棉鞋，不到春暖花开是不会好的。夏天来临，没有门帘，窗户也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才糊一层新纸，到了夏天已经是破破烂烂的了，苍蝇蚊子嗡嗡的飞。尤其到了伏天，气温高，雨水多，乡村的坏境又乱又脏。傍晚时分，蚊子成群结队，一疙瘩一疙瘩在空中飞舞，翻滚在一起，密密麻麻结成一个大团，像篮球那么大，漂浮在家门和窗户上面，一只只找准机会陆陆续续潜入家里。父亲抱一捆烂的麦秸秆放在屋里，点着火，洒上水，把门窗关好，熏蚊子。浓浓的黑烟从裂着的墙缝，从屋顶的瓦楞间，从屋檐下一股股的窜出，不停的向那高远的天空飘散。

不知从哪一辈起，山墙就已经变形，鼓着一个大大的包，面积足有两个平米，从半墙上缓缓的凸出来，下面形成一个凹面。那一层层的青砖似乎即刻就要整体掉下来，房子好像即刻就要倾倒。村上最老的人都说，从他们记事起这墙就是鼓的，可能他们的长辈也会这么说，可见，这看上去近乎要坍塌的房子，不知道已经撑了多少个春夏秋冬。母亲就是在这个房子里生养了我们弟兄姊妹，虽然从老人们的话里觉得房子不会塌，但夏天漆黑的夜，每逢雷雨大作，母亲还是会吓得不敢睡觉，整夜守护在我们身旁，生怕房子出什么不测，只要哪里有点动静，她就会端着煤油灯四下查看。

这个小黑屋，虽然破旧危险，但给我们带来的是数不尽的快乐。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苦，除了知道饥饿，和母亲要吃的，虽然基本每次都落空，但绝不会因此带来什么烦恼。哥弟们在一起，好一会儿，恼一会儿，一天起来叽叽喳喳，吵吵闹闹，就像一窝小鸟儿。那时候没有什么学前班、幼儿园，我们都是长到虚龄八岁，直接上一年级。况且那时候的学校教育，课后作业很少，饭后课后礼拜天，玩耍的时间有的是。即使哥哥上学了，家里边还有弟弟好几个，有时还有邻居家同龄的孩子，所以，不缺玩伴。说玩，其实一样玩具都没有，就是在一起打打闹闹，所以，发生冲突的时候也特别多。小孩子冲突，父母亲很少去判断是非，处理纠纷就是以“打大的，骂小的，怀窝抱的是好的”为原则。我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哥哥和我在土炕上打闹，一不小心我滑倒了，直接把股骨头伤了。那时的土炕上，没有褥子铺，就是铺一条旧的席子，是用高粱杆的皮编织而成，这样的席子也是好几年才能买一条新的。所以，时间长了，磨的光光的。白天我们在上面玩耍，追逐打闹，时常滑倒，但爬起来继续玩。一个炕也没多大地方，也经常从炕上掉到地下去，哭几声再上去，依旧玩的开心随意。晚上我们就盖条破被子睡在席子上，弟兄们满满的躺一炕，睡的很香。早晨起来，每个人身上都留有席子上像“人”字的纹理。没有觉得那样的日子有多么不好，反而觉得其乐无穷。这次滑倒竟然伤了骨头，很是意外，哥哥被母亲骂，父亲去找放羊汉来给我医骨伤。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骨头伤了，一般是找放羊的去接骨头，因为他们野外放羊，常有羊被摔断骨头的事，放羊人都能自己处理，这方面的经验多，时间长了，也就学会了怎样疗骨伤。不知道是我天生记性好，还是当时的疼痛加深了我的记忆，三岁的孩子能依稀记住这次遭遇，也是一个说不清的事。但是，是哪条腿受的伤，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天真的童年，破旧的房子，故事特别多。对一些小小的灾难没觉得有什么后怕和恐怖，有时却成了温馨的回忆，成了亲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一年的大年三十下午，母亲把屋子早已打扫的干干净净，平时只铺着一条旧席子的土炕上，也铺上了一条洗的干干净净的旧毯子，红红的对联已经贴在了门上，院子里的年火柴也已架了起来。只等放鞭炮，接祖先（故乡叫做接老爹），烧香，敬神（故乡叫做敬老爷）。按照故乡的风俗习惯，年三十儿，去世的先辈是要回家和活着的子孙一起过年的。所以，年三十下午，接祖先是必做的一件事，子孙必须放鞭炮，以作为对去世先辈回家的一种迎接仪式，鞭炮过后，先辈就算回来了。然后在祖先位牌前和神位前烧不同数量的香，神灵烧三柱，祖先烧四柱，即所谓的神三鬼四。这就等于把祖先连同各路神灵一同供奉了起来，但祖先和神是不能在一个供桌上的，要分开供奉。迎门的叫“正头桌”是敬神的，侧面的叫“老爹桌”是敬祖先的。过年期间，神灵和祖先与人共同享用人间美食，祖先与亲人团聚，神灵与世间同乐，并给人间带来幸福。

那时的社会物质匮乏，人穷，市场上最大的鞭炮就是一千响的。大年初一，能放的起一千响鞭炮的人，都是在外地工作回家过年的工人或干部。村里的农民过年的鞭炮都是买小的，接祖先最大也就是放100响的，有的家户一角钱买三个雷炮放一下，还有更困难的人家，让孩子用自制的洋火枪打三下。无论如何，总得有点响声，才能觉得祖先到家了。农村的孩子，平时什么也没有，过年的鞭炮自然成了小孩子的最爱。大人们也认为，空气中没有火药味，就没有年味，也愿意听听那大的声响，震撼一下心灵。买来的鞭炮，怕受过潮，放不响，燃放之前都要在炉火边摊开，受受热，蒸发一下潮气，使之更干燥，故乡的方言叫“炦一炦”，以保证每个炮都可以放响，不糟蹋。

那年三十下午，记得很清楚，哥哥把一百头鞭炦在土炕上靠近火口外的地方，准备一会儿接祖先。说是一百响，其实也就是几十个小炮，不可能响一百次。四弟也在炕上离鞭炮一尺开外处赤脚站着，他那时也就是一岁多，数他小。他咿咿呀呀的挥舞着小手，和我们几个在地下玩的哥哥们做着呼应。过了一会，大哥很好奇的说，我们看看这鞭炮里边是黄色火药还是黑色火药？那时的鞭炮确实是有两种火药，有的用黑色火药制成，有的是黄色火药制成，但只有放罢看炮屑才知道。我们听了很高兴，凑过去在炉火前等着看，哥哥从那鞭上拆下一个小炮来，抽出那引线，我们叫焾，可能是带出了火药，撒到了炉火里，然后意外点着了旁边炦着的鞭炮，在完全没有反应的情况下，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阵响，我们哥几个下意识的往后退，火花四溅，纸屑横飞，几秒钟就响完了，瞬间，屋里成了烟的世界。母亲闻声跑了进来，四弟直愣愣站在炉炕上，早吓傻了，呆在原地，一动不动。母亲一把抱过来，心疼而担心的一声一声叫着“肉？肉？…”好一会，四弟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们几个也被吓坏了，迟疑了一会，听四弟哭，方才缓过神来，一窝蜂的往外跑。母亲抱着四弟，操起一个条帚圪掇就追打我们，我们飞也似的就到十字街上了。

母亲并没有真的追出来，我们在外边游荡了好长一会儿，好在小鞭小炮威力不大，我们也安然无恙，也没心思再去琢磨是什么色的火药了。街上走动的人已不多，听着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家家都在接祖先了，空气中弥散着火药的香味，年的味道越来越浓。我们觉得母亲的火气也消的差不多了，才战战兢兢回到了家。 母亲早已把那些鞭炮屑子打扫的干干净净，炕上新铺的毯子上留下好多炮印子，黄黄的。四弟可能是由于受了惊吓，睡在母亲的怀抱里，母亲抱着他在地上走来走去。看我们回来，示意我们不要大声说话。家里很安静，炉火上铁壶里的水快开了，扑哧扑哧的响着，不知道母亲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年夜饭。“正头桌”和“老爹桌”的香炉里燃烧着香，香烟飘飘袅袅，丝丝缕缕，静谧神圣，一派祥和。

现在想起来，这破烂不堪的四间小南屋，就是一本书，记载了我们成长中太多的故事，无论它的封面、正文、插页，到处写满了我们童年的趣事。它的每一个空间，无论地上、炕头、犄角圪拉，都塞满了我们小时候的笑声哭声打闹声。一直到我十几岁的时候，这小屋实在不能再住了，看那样子，好像下一分钟就会坍塌。父母亲只有领着我们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

春去春来，我们一天天的长大。改革开放后，父亲筹划在故乡东头圪套口建新房，拆掉了这不知挺立了多少年、不知承载了多少故事的破旧老房。砖瓦木料作了二次利用，地皮给了我的伯父。

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祖先留给父亲的小南屋。它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依然擎起春秋日月，终究没有自己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