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版与时偕行的郝经

◎侯德山

郝经（1223—1275）字伯常，山西泽州（今晋城市）陵川人。纵观郝经的一生，笔者认为，他是宋末元初的一位理念前瞻的思想家，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宏谋善断的战略家，文笔雄赡的文学家，忠勇大智的社会活动家。郝经之事功，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在国家分裂、兵戎相见、民生凋敝的战乱之际，他能够特立独行，应时顺势，与时偕行，摒弃“愚忠”，冲破“夷夏” 之间不可逾越的“大防”，苦苦谋求一条息兵安民，民族融合，社稷统一的道路。本文就此方面略陈管见。

郝经幼年，正逢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全国并存着南宋、蒙古、西夏、吐蕃、大理等对峙政权。蒙古汗国雄踞大漠南北，金朝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夏、吐蕃和大理占据西北、西部和西南一带，南宋则在江南偏安一隅。各政权统治者为了扩张地盘，掠夺财富，不断进行兼并战争，神州大地狼烟滚滚，兵祸连连，战乱不已。各族人民在战争中颠沛流离，食无定餐，居无定所，无法安定生活和生产，饱受战争之蹂躏，备尝战争之苦难。就是郝经一家也因战乱而曾不断流离迁徙，先后避居于河南鲁山，河北保定、顺天等地。其母亲曾因避乱兵藏身于地窖，遭乱兵火燎烟熏而险些丧生。战争给亿万生灵带来深重灾难，人民渴望偃旗息鼓，消除战争，过上平宁安定的生活。战争的苦难生涯，也给郝经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使他厌恶战争 ，痛切国家分裂，希望实现国家统一，让人民免于战争疾苦，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于是，他开始努力探索治国安邦，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方略及途径，

并寻求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支持。

几千年来，从夏商周秦到汉魏唐宋，经过长期的积淀而形成了一种比较牢固的所谓正统观念，即“内中华而外夷狄”，“夷夏之大防”不可毁。“中国”即汉族人的中国，是建立在九州地域之上的汉人政权。汉人是“中国”之民族，在“中国”占主体地位。它排斥周边的少数民族，漠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融合，低估少数民族的进化程度，轻视少数民族在“中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更不认可少数民族在“中国”建立统一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中原农耕汉族与边地游牧民族的矛盾和对立中，汉族统治者总是将“华夏”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尤其是在与少数民族政权发生对峙和战争时，更是援用这种文化资源，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根据。当时，积弱的南宋统治者也是如此。

唐宋时期，许多儒士对“夷夏”也总是应用截然对立的两分法。即“夏”：汉民族、中原腹地、文明、正统；“夷”：少数民族、周边地区、野蛮、非正统。唐代大儒韩愈就多有排斥少数民族的言论。宋代欧阳修将“四夷”附录于《新五代史》的最后部分，并以蔑视语言叙述之。朱熹视“夷狄”为“君父之仇”，持与其“不共戴天”之态度［1］。可见，“夷夏之大防”在当时人们脑海里是多么的根深蒂固。欲打破这种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冲破这道经久构筑的思想樊篱，是多么的不容易。那是需要担当遭世人唾骂，身败名裂，乃至坐牢杀头之风险的。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郝经却特立独行，“不为流俗所移，以盖世豪迈之气，坚忍不渝之志”［2］，大无畏之精神，叛逆了“夷夏”正统观念，屏弃了“愚忠”传统思想，遵行了从道不从君的信条。他认为“天无必与，惟善是与；民无必从，惟德是从”［3］。就是说，民众对政权的认可，主要看其是否政通修明，有益于民；是否效行儒家道德，遵循汉地的统治方式和治理方略。谁能做到这些，就承认谁，就拥护谁。他又说：“以是知天之所与，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不在于道，而在于必行力为之而已矣”［4]。在这里，郝经进一步论述到治理、统一中国，不在乎是中原地区还是边疆地区，不在乎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在乎的是当权者能不能行儒家之道，推华夏典章。他还说：“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故苻秦三十年而天下称治，元魏数世而四海几平”［5］。郝经又引证氐族人苻坚之前秦政权和鲜卑族人拓跋宏之北魏政权精心治理中原的史实，更深刻的阐明了治理中国何必分夷夏的道理。郝经的这些论述，毁灭性地打击了汉族士大夫将“华夏”作为汉族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同时也为“华夏”与“夷狄”的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推导出一条重要的政治原则：“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6]。也就是说当下朝廷不论是宋还是元，民族不论是汉还是蒙，地域不论是中原还是草原，只要能行中国之道且用士，则为“中国之主也”。概而言之，“中国”主权的行使者，可以是汉人政权，也可以是“行中国之道”的少数民族政权，少数民族政权也可以成为中国的正统政权，“中国”应该是一个多民族的、多元化的家园。此观点在当时是一个颇有见地，甚是新颖，且很有现实意义的观点。当然，它也必然是为入主中原的忽必烈政权服务的。这是一种符合当时国情，合乎各族民意，顺应时代发展的具有前瞻性的进步思想观念。亦是郝经政治理论的一大升华。这一思想观念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促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那么择谁为“中国之主”呢？是宋、还是蒙？郝经毅然摆脱了“唯汉独尊”的“正统”观念，改弦易辙，而选择了蒙。1256年，郝经入忽必烈幕中参与帷幄，成为忽必烈麾下的一名主要谋士，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郝经的这种选择，绝非心血来潮，一时冲动，而是明智的、理智的选择。是他审时度势，冷静分析，理性思考的结果。在当时，南宋君昏相佞，腐败无能，苟且偷生 ，残喘江南，已是强弩之末，“吾以天时人事测之，宋之气数不远矣”［7］。而此时的蒙古汗国兵悍马壮，迅速崛起，并挥师南下，其势锐不可挡，攻灭南宋而一统中国，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体现着当时中国社会进步的趋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蒙古政权中，出现了忽必烈这样一个贤明的君主。郝经认为，他“资赋英明，喜衣冠，崇礼乐，乐贤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为诸王拥戴。稽诸气数，观其德度，汉高祖、唐太宗、魏孝文帝之流也”［8］。“加以地广众盛，将猛兵强，神断威灵，风蜚雷厉，其为天下主无疑也”［9］。

郝经从认定忽必烈“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后，就以经邦致用和道德践履为先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躬行其学，实践自己的理论。当时不少儒士抱着“世治之用，世乱之隐”的处世哲学，空谈经论致废而“隐居不士”，郝经却越是世事纷乱越挺身卫道。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蒙古政权中，承担起“大一统以安天下”的社会使命。

郝经入忽必烈幕府后，就竭力用儒家伦理和自己的理念去影响、感化忽必烈，劝其效法唐宋盛世之法度，推行“汉法”，借以建立一个与汉唐比隆的太平盛世。他纵观古今，考辨时局，向忽必烈上奏《立国规模二十条》，以为“创法立制，必有一定规模，然后可行。故有一国规模，有天下规模，有万世规模。当今依仿前代，建立万世规模，皆当时天下国家大事”［10］。劝忽必烈着眼于长治久安，并向其提出了具有政治远见的立国方案。郝经又上奏论述军政国是的《七道》、《便宜新政》十六条，大体上确立了忽必烈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而后通过忽必烈对这些方略及“汉法”的采行，使蒙古很快过渡到有序社会，一个以中原王朝为张本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政权逐步建立起来。这对当时中国社会和蒙古族自身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郝经还先后上《立政议》、《思政议》等奏章，力谏忽必烈“奋扬乾纲，应天革命”［11］。《立政议》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议忽必烈“以国朝之成法，援唐、汉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并列举了历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采纳、推行“汉法”所取得的一些政绩，要忽必烈“去旧污，立新政，创法制，辨人才，绾结皇纲，藻饰王化，偃戈却马，文致太平”。《立政议》言辞恳切，率真直捷，论理精辟，宏博深邃，使忽必烈眼界大开，受益甚多，颇得忽必烈的赞赏。同时，也印证了郝经对当时的局势和忽必烈所面临的历史使命了解的相当透彻准确，这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非常罕见的。郝经左右于忽必烈身边，对其影响甚大。元初，忽必烈推行的所谓“文治”、“变通”、“汉法”等，多半来自郝经的奏议，“用公之言十六七”［12］。在《思治论》中，郝经又谏忽必烈“修仁义，正纲纪，立法度，辨人才。屯戍以息兵、务农以足食，时使以存力，轻赋以实民。设学校以历风俗，敦节义以立廉耻，选县令以宣恩泽。完一代之规模，开万世之基统……”郝经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时纬世之方略的实施，使蒙元很快适应了中原地区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步从乱世走向治世，完成了向封建的转化，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发展。

郝经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统一和社稷安定，谋求民族团结和人民安宁而南北奔走，历尽艰辛，竭诚尽忠的一生。他最值得称赞、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能应时顺势，与时俱进，敢于越过雷池，冲破“夷夏之大防”、大汉族主义的俗念，不分“夷夏”，屏弃“愚忠”，忠于贤君，着眼于国家、民族之大局。即不管是汉人的“君”，或是蒙人的“君”；不管是汉人的政权，或是蒙人的政权，只要其活动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融合，有利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应对其竭力尽忠。否则，就应屏弃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七八百年前传统“忠君”意识充斥整个社会的环境中，他能持如此之政见，操如此之品性，是何等的意识超前，何等的有胆有识，何等的胸怀博大。正是由于长期被“夷夏之大防”，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所禁锢，在改革开放之前，郝经这位宏才大略的元朝开国元勋，才很少有人问津，史载寥寥，且被非议，甚至落为“失节”。当今，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之观点，理直气壮地为站在历史时代前沿，理念超前，破俗屏愚，与时偕行，促进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社会进步的郝经大声的正其名、传其道、颂其绩。

参考文献：

［1］《朱文公文集．戊午党议序》。

［2］、［7］、［10］、［12]《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元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 使郝公行状》。

［3］、［4］、［5］《郝文忠公陵川文集·辨危论·时务》。

［6］《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使宋文移·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8］《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使宋文移·再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9］《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使宋文移·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