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起梆锵”

◎秦文堂

“起梆锵”是南马人的乡愁

提起我的故乡南马村的古老民间打击乐“起梆锵”（官方名字“十不隔”），还是有很多话想说。据有人说，（其实，没人知道“有人”是否有权威性），这种打击乐起源于唐朝，只是据说而已，找不到一个字、一片纸的文字记载。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也不能说它就不是唐朝，起码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它的起源，有了一定的理由，也多了一份责任。但无论如何，看着那些只有南马村的老艺人才能叫上名字的乐器，我想即使不是源于唐朝，离我们也是一个很遥远的年代。其实，用“古老的”这三个字去表述，才是比较准确的，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越要准确，反而它越不准确，模糊一下，反而准确多了。“起梆锵”所用乐器有雷鼓、则铛、更锣、煞锣、马锣、七星、小镲、大梆、节撞、十不歇、碰铃、擦铙，共十二样。其中则铛、节撞、七星盘、十不歇这四样乐器特别有意思，长相奇怪， 名字也叫人感到很是新奇，在中国众多的打击乐中确实罕见。这些乐器，不知道在中国民族乐器库里能否找到，如果有，那它确切的信息一定会有，对于研究“起梆锵”的起源、来历、发展会有突破性的帮助；如果没有，那“起梆锵”就真需要我们的文化人重新思考了，而不是简单的去下结论。

去年，我在《故乡离我并不远》一文中，曾用一个章节对“起梆锵”进行了描述和说明，我把“起梆锵”称之为“故乡之魂”，之所以这样对它定位，一是因为在故乡所有的民间文化中，只有它最古老，历史最悠久，传承也最完整，最能代表南马的乡土文化。对于它的演奏，妇孺皆知，基本上人人会哼会打，就像过去晋东南地区的人们对于上党梆子一样，顺口就来。其二是它的节奏和音色最能代表南马那块土地的风格和本质，简单朴实，厚重阳刚，粗犷火热。其三是它的表演风格也最能体现南马人的精气神，积极向上，震天撼地，无所畏惧。其四是“起梆锵”已经是南马人的一种思乡情结，一种萦绕在心头的乡愁。

因为缺少文字记载，不由得我们会想，在它传承的一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扮演过怎样的角色？是否曾经辉煌的叫人羡慕？它的历史变迁走过的是怎样的一条路？这些，直至今天，我们对于它，其实知之甚少，也可能是永远的一个迷。当然，我们可以想到，这种纯民间的、土生土长的东西，从古代文人的欣赏角度来说，属于“下里巴人”之类的凑热闹，一伙沾满土腥的庄稼汉子，自编自导自演的不入流的所谓音乐，官方是不屑一顾的。所以，在古代社会，使之发扬光大的可能性不大，没有遗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这可能就是虽然历经千年，却没有片言只语文字记载的原因吧！另外，就南马村的地理位置来看，座落在陵川和高平的交界处，无论划入哪一方的行政管辖，都是边沿地带。加之四面环山，交通受阻，村民的思想相对保守封闭。南马过去是陵川最大的山村，现在是最大的山村之一，历经上千年，和周边地区相比较块头大，潜意识里有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比较排斥外来的东西。所以，“起梆锵”的活动范围仅是在祭祀祈愿中自娱自乐，和外边交流甚少。这种打击乐的独到之处到底在哪里？它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多少年来，南马的村民在“不知其所以然”中自我陶醉着，红火热闹就行，没人去深层次思考，外地的人更是无法了解。当然，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也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才没有被外来元素而异化，而得到了原汁原味的传承。

庆“九大”，“起梆锵”走出南马村

就南马老一辈村民的回忆，加上我的一些记忆，“起梆锵”真正走出南马，时间并不长。机遇出现在文革时期的1969年的“庆九大”，那才是真正的走出了南马村，一次表演，震惊了附城公社。从此，“起梆锵”成了南马民间艺术的代名词，整个附城公社近四十个村庄近距离接触了南马的“起梆锵”，特别的惊讶。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关系极大，“九大”以前，“起梆锵”也曾到附城多次表演，却没有引起多大轰动，因为没人强调演出的重要性，只是图图热闹，比划几下就算完事。党的“九大“，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不寻常的党代会，那时的人们感觉神秘而隆重，因为有一项当时很重要的东西——党的接班人问题，要直接写入党章。所以，大会几月几日开幕并没有公布，开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当时一切都是不公开地在进行着。全国各地都在积极筹备九大胜利闭幕的庆祝活动，只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一声“闭幕”，庆祝活动立即开始。所以，各村各机关单位遵照上级指示，整整准备了近一个月，搭门楼，扎彩车，挂花灯，排舞蹈，组织排练参加游行的各种形式的方块队，每个村都憋足了劲，都拿出了自家的看家本领。对于南马来说，村大人多，是附城公社的重点村，领导的要求就是，活动必须拿最好的成绩。也就是在那次的庆祝表演中，南马的“起梆锵”不负众望，使附城人真正认识了它。从此之后，文革活动每次都有“起梆锵”参与表演，况且，文革时期的政治活动特别频繁，加上每年元宵节的文艺汇演，“起梆锵”露脸的机会也特别多。一直到参加粉碎“四人帮”的庆祝活动，南马的“起梆锵”一直是附城公社游行队伍中的重头大戏。每次游行结束，都要再到公社大院单独表演，为领导再“汇报”一次。公社又多次推荐到县城演出，并屡屡叫好。每次“起梆锵”出征，都是一次政治任务，没有人敢敷衍了事，老艺人们都是使出浑身解数，把“起梆锵”表演到了极致。那简单鲜明的节奏，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起梆锵，起梆锵，起梆起梆起梆锵，锵锵以锵锵锵锵…”由慢到快，由弱到强，高潮迭起。那声音震耳欲聋，惊天动地，响遏行云。那才是最真实的表演，宣泄着最真实的情感，呈现给观众的是最真实的“起梆锵”。所以，从上世纪到现在，“起梆锵”最火最真最鼎盛的时期就是文革时期。《陵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说，“起梆锵”文革时期属于“萧条期”，确实是罔顾事实。文革是一场内乱，对社会的破坏性极大，也是我们必须永远汲取的教训，但并不是文革中的每项具体的工作都要持否定态度。文革中科技遭到极大的破坏，但我们的科学家搞出了“两弹一星”中的氢弹和卫星，谁能否定得了？我们应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上发生的一切。

“起梆锵”成为“十不隔”

后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土地下户，人们的眼光全盯在了自家那一亩三分地上。在填饱肚皮的同时，集体经济遭到瓦解，集体资产严重流失。顾此失彼是我们的先辈最容易犯的错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是顾此失彼。和其它民间文化一样，“起梆锵”在这个历史转型时期被人遗忘了，被人丢弃了。人才丢失，乐器丢失，机会丢失，一切都在丢失中。上级也很少再组织文艺汇演等大型活动，一切向钱看，给多少钱办多少事，没钱不办事，形成了一股不作为的风气。即使每年的正月十五，村里闹元宵，也只不过是给老百姓履行一个交代，应付差事，缺东少西，草草收场。近十几年来，好在文化界的一些有志之士，拯救和保护了一大批被丢失的传统文化，使一些濒临消亡的民间艺术又再现在人们面前，其中，就有萎靡沉寂多年的“起梆锵”。

拯救和恢复后的“起梆锵”，经过了一些改编和包装，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一是摒弃了千百年来老百姓熟悉的“起梆锵”名字，叫响了以官方认可的名字“十不隔”。二是正儿八经写进了十一修《陵川县志》的续集，用官方的文字记述了下来。三是表演形式变了，由原来单一的乐器敲打，融入了舞蹈的元素。男人打乐，女人跳舞，加上了“秋之乐”以及“庆丰收”等情景。四是申请“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身份上登上了大雅之堂。这些变化，对于弘扬传统文化艺术、对于乡土文化的发展传承，确实起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尤其是专条写入《陵川县志》和申遗成功，给更多的人来了解、来欣赏古老的打击音乐，提供了机会，也为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提供了有一定说服力的文字记载，让我们的后代以后说起这种打击乐，少用或者不再用“据说”等字眼。但是，在所有的变化中，也存在着很多不足和不如人意，不能不说是喜忧参半。尤其是它的名字和融入的舞蹈以及表现的“庆丰收”主题，还是值得商榷的。

先说这种打击乐的名字，本来这应该不是问题。“起梆锵”属于农耕文化的产物，先民们休息的时候或遇上喜事的时候，敲敲打打，用的可能是身边的农具或者是其它什么用具，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一种喜悦的心情，经过悠悠岁月的磨砺和雕琢，逐步完善成一种固定的打击乐模式。也可能开始并没有什么名字，后来在逐步完善中才有了名字。不管属于什么情况，但千百年来，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就叫“起梆锵”，南马的老百姓没人听说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古人之所以起了“起梆锵”这个名字，是因为这种打击乐在演奏时发出的声音就是这个音，“起梆锵，起梆锵，起梆起梆起梆锵，锵锵以锵锵锵锵”，连南马的小孩子都知道它的节奏，”123，321，1234567，7654321”，并不是所谓专业和高雅的“一大大，二大大，三大爷，四大爷…”。古人就是那么随便，就是那么简单，没有多少深层次的含义。过去的山民们没有文化，也不需要耍什么花哨，搞什么深沉，听得像什么音或者看着像什么样，就叫什么好了。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同样的例子：我们南马村的“河东会”，还有一种以铙钹为主的打击乐，叫“偷偷砍”，因为它打击出来的声音从听觉上就是：“偷偷砍，偷砍，偷偷以偷，偷砍”，偷偷偷偷偷偷砍，偷偷以偷，偷砍”。循环往复，简单明了，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偷偷砍”。道理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多余的神秘。另外，如果从其它方面分析，我们毕竟是黄土地的子孙，黄土地的文化包含古老的原始梆子文化，激越高亢、粗犷豪放，就像脚下黄土地的性格。梆子从一种报信的工具逐步成为一种乐器，在秦汉时期就有了。“起梆锵”里的“老梆”在演奏时起着主要乐器的作用，“起梆锵”演奏的声音里梆的声音非常明显，属于其节奏中的强音。“锵”是金属乐器相互撞击发出的声音，在“起梆锵”演奏中也属于强音。这些都可能与这种打击乐的命名有一定的关系。

粉碎四人帮前后的那几年，我曾在附城公社机关里做整理文字、打印材料的工作，那时用的是打字机，当时，每次文艺调演或者重大庆祝活动，所有的材料都是我打印装订发放的。如文艺汇演单、游行顺序安排表或者活动议程、领导讲话稿等等。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材料里，从来没有见到过“十不隔”这三个字，一切安排里都是叫“起梆锵”。现在，南马村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也说，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十不隔”这个名字，对叫响这个名字也颇有微词，觉得莫名其妙。“十不隔”这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与古老的“起梆锵”粘在一起，使人摸不着头脑。文化界有人解释说，这种打击乐是十种乐器，本来它们是隔（合）不到一起的，也就是说从发声的角度说是不合的，反而合的很好，所以叫“十不隔”。这种理由一点都站不住脚，其一，“起梆锵”是十二种乐器，怎么成了十种了？其二，只要是乐器，没有不合的，只要在一个调上，只是高八度低八度的问题。中国民乐和西洋乐器是不同的两类乐器，合不合？两者同台演奏一首乐曲，是不是应该叫“二不隔”呀？还有人说，“十不隔”这个名字代表的是和谐、和睦等中国传统文化，这真是替古人担忧，是不是有点太牵强附会？如果是那样，应该叫“十隔（和）”，而不是“十不隔（和）”。但无论如何，故乡的老百姓叫“起梆锵”习惯了，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十不隔”还真有点生疏和不适应。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可能是官方人士写的，说是因为十修县志里就叫“十不隔”，所以，改编后依然采用了这个名字。这一点，我不怀疑。十修县志是未定稿，没有正式出版过，我专门查阅过，在“民间音乐”专条里有这么一句：南马演奏的“十不隔”，也属于大迓音乐的范畴。既然如此，那南马老一辈人一直叫“起梆锵”，为什么不知道“十不隔”呢？有时我想，是不是因为“起梆锵”里有一种乐器叫“十不歇”，而当时就被某个文化界的关键人物弄混了呀？编写志史更应该广泛接触劳动人民，离开生长“起梆锵”的那块土地，闭门造车的可能性不是不可能。志史里的漏记、错误也不在少数，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脱离了基层，脱离了老百姓。现在的情况是，村里年纪大些的人叫“起梆锵”，年轻的后生代受官方媒体的影响，叫“十不隔”。现在我们理性的论证和分析，从1963年十修县志开始，“十不隔”这个名字最多也就是走过了近几十年的光阴，而“起梆锵”三个字却沾满了朝代更迭的雨雪风霜，见证了千年沧桑的每一个节拍，回响在每一件的乐器上。两者相比较，哪个名字更适合，不言而喻。不过，话又说回来，叫什么名字现在已经不十分重要了，因为官方定了的也不可能再改过来，重要的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对于名字的由来以及今天的变化，一定要了解知道。

“起梆锵”应属于古代民间的春祭

接下来再说“起梆锵”的主题，当“起梆锵”还属于“玩”的原始初期，先民们不一定考虑有什么主题，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只能在特定日子特定场所表演的时候，它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大大加强了，专门服务于某件事，目的性很强了，那就肯定有了一个主题。

在南马过去的风俗中，“起梆锵”只有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正月十九的填仓会才会正儿八经的表演，在其它的节日里一般不会出场（文革政治运动除外）。所以，从时间上看，它是古代山民春天祭祀的专用音乐，它的主题很明显就是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不是所说的庆丰收。现在改编和包装后的“起梆锵”塞进了一些《秋之乐》、《庆丰收》等舞蹈情景，显然是不恰当的。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各地在庆丰收这一民俗上却基本一样，一般都在中秋节或者中秋节之后，也就是在庄稼接近成熟的时节，而不是在开春的时候。“起梆锵”与秋没太大关系。

比如：畲族人在中秋节要祭祀天地祖先，感恩自然，欢庆丰收。新疆部分地区传统的庆丰收活动在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举行。西藏、甘肃、青海、四川以及云南等地区的农区，每年都流行过“望果节”，这个节日就是农民庆丰收的节日。虽然没有固定的日子，但时间安排，一般都在庄稼成熟之际。古代有一个专门的丰收节，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国以土地为生的汉民族更加重视，北方尤甚，时间在农历十月初十 ，专门祭祀丰收神“炎帝神农氏”。由此看来，不管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只要与土地有关系，与农耕有关系，都要祭拜天地社稷来庆丰收，并且都把这项活动 放在八月到十月这个庄稼成熟的时间段，而不是过年之后。从时间上我们就可以断定，“起梆锵”的主题绝不是庆丰收。

春节过后闹元宵，正是“起梆锵”大显身手的时候。一元伊始，又是农闲时节，新的思路，新的期盼。中国古老落后的农耕社会，古人主要是靠天吃饭，所以对天地无限地敬畏，春祭天地自然就是为了新的一年能有好的收成，人丁兴旺，平安富裕。从上古开始，官方的祈谷就是一项大的祭祀活动，“祈谷”就是祈求丰收，并不是庆丰收，每年正月进行。《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还有文献记载，“唐代以正月上辛日祈谷”。“清沿古制，每年正月上辛日于南郊举行祈谷以求丰收的活动”。可见，祈谷都是在正月举行。汉文帝时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而汉武帝时，把“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神”可不是一般的神，而是主宰宇宙一切之大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古代所谓的重大节日，其实都是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的日子。什么季节，什么时间，什么目的很明确。所以，上行下效，“起梆锵”在正月十五敲响，绝不是图图热闹而已，而是民间大型的春祭活动的一部分，祭天祭地，祭典包括“太一神”在内的所有天地神灵，祈愿新的一年人畜兴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的思想的解放，“起梆锵”走到今天，逐步弱化了祭祀的一面，而强化了它本身的音乐之美，表演之美，并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以及增添了节日气氛的红火和热闹，成了南马村人过十五不可缺少的精神大餐。自从成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成了我县我市每年春节民间艺术表演的保留节目之一。

“起梆锵”嫁接舞蹈值得商榷

最后，还想说说改编后的“起梆锵”揉入的舞蹈。近些年来，很多传统的东西都增加了现代元素，背景、音乐以及舞蹈等。多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很能博人眼球，使人眼前一亮，丰富了民间艺术的内容，也为民间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冷静的思考一下，不是所有的包装都是成功的，有些就是为了赶时髦，花里胡哨的背后并没有什么深层次的东西，仅仅增加了一些视觉效果，并没有在文化层面使人悟到什么，甚至有的恰恰相反，出了不少的力，花了不少银子，搞出来的却成了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

“起梆锵”嫁接的舞蹈就值得我们去商榷。因为对于“起梆锵”的主题弄错了，把“春祈”弄成了”秋祭”，所以，配的舞蹈自然不会合适，“庆丰收”“秋之乐”的旋律，配上“春祈”的打击乐，完完全全成了两回事。

“起梆锵”是古代农耕文化的产物，是从黄土地上发出的声音，粗狂豪放，是山里的庄稼汉子面对苍天、面对大地发出的呐喊，阳刚霸气。所以才有那样的大气磅礴的表演，才有那样惊天动地的阵势。在“起梆锵”的梆里鼓里锣里有一种强悍无畏的刚毅，甚至放任不羁的野性。这里的美，是一种阳刚大气之美，豪放不羁之美。这就是农民，这就是土地，这就是农民千年不变的追求，这就是农民对贫瘠环境的抗争，以及面对贫穷和苦难，农民表现出来的不屈意志和精神！现在把女人妙曼的舞姿揉进入，先不说舞蹈的情景根本不符合“起梆锵”的主题，也不要思考在古代社会里，女性能否参加任何的祭祀，就从形式上看，一方面打击乐像万钧雷霆，震天动地，另一方面动作轻歌曼舞，妖娆柔美，根本不在一个审美节奏上，给人以“两张皮”的感觉。其实，对于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改编，还是不要有太多的花哨，老百姓最喜欢的就是直接明了的东西，接地气，易理解，有亲切感，能引起共鸣，并有利于传播。对于“起梆锵”来说，如果实在觉得这种打击乐太单调、太呆板，需要时髦一下，那加一些男人的阳刚舞蹈，体现大山的尊严，天空的苍茫，黄土的厚重，与自然的抗争，更能烘托气氛，增加气势，二者融为一体，是不是更好？

当然，任何的艺术形式，只有在传承中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它才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发展和创新并不等于赶时髦，趁热闹，更不能脱离它的本质，否则就成了另外一种东西，或者成了什么都不是的怪物。所以，祖先遗留下来的好东西，不是说改就能改。要改就要改的合理，改的理性，改的经得起历史的论证，经得起老百姓的检验，改的叫我们的子孙后代放心。那样，才是做了一件功德圆满的大好事。好在“起梆锵”虽然一路风雨，依旧古韵犹存，尽管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终于还是走了出来。所以，依然要感谢那些为“起梆锵”付出心血的人们，感谢他们为拯救传统文化付出的努力。以后的岁月里，但愿“起梆锵”能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受老百姓的喜爱，走的越来越远。但愿我的故乡在“起梆锵”的铿锵声里年年风调雨顺，我的父老乡亲年年幸福安康！